喻东 | 中国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志士喻育之
作为最早及数次参与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祖父与三位先后上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毛泽东先生、董必武先生和李先念先生交往密切并成为了终身挚友。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祖父时任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调查部干事，而当时毛泽东在执行部任秘书工作。每当祖父说起这段历史时。他总是笑着说:“毛泽东先生当时虽然级别不高，但可是在我上面工作哦（二楼），他闲时总是沉默不语。独自在院内吸烟踱步。”建国后（毛）中央一度邀请祖父赴京任要职，祖父婉言谢绝。自愿投入新中国的地方建设（这是后话）。
在这期间祖父还积极筹办广州黄埔军校的招生工作，并亲自推荐丁炳权（湖北云梦人）入读黄埔一期。丁炳权其后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九七师师长兼长沙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1924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上海莫尼哀路29号孙中山寓所举行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会。前排左起：周颂西、韩觉民、叶楚伦、王荷波、何世桢；后排左起：刘伯伦、毛泽东、向昆、沈泽民、葛健时、罗章龙、瞿秋白、恽代英、邹力子、周佩；前排左二：喻育之时任全国学生联合会理事长；资料来源：引自《馆藏革命文物选编》：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筹备处编。
这张照片是1924年5月5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在今香山路7号中山故居举行庆祝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纪念活动所摄的纪念照。
当时上海国民党执行总部全体工作人员只有30多人，而参加合影的居其中大多数。国民党人有胡汉民、汪精卫、张继、茅祖权、叶楚伧、叶纫芳、戴季陶、林焕廷、孙铁人、喻育之、王陆一、周雍能、何世桢、葛建时、陈德徵和向昆等16人。共产党方面有毛泽东、王荷波、罗章龙、恽代英、向警予、邵力子、沈泽民、刘伯伦、韩觉民（团员）和张廷灏（团员）等11人。总计27人。相片是由一家广东人开的“王开照像馆”拍摄的。
祖父与董必武的渊源更为深厚，两人同是湖北同乡，并且为东京私立日本大学的师兄弟。董1914年入学，喻1916年入学，故祖父称年长两岁的董必武为洁畲兄。于1918年，祖父与董必武二人又同时回国参加护法运动。1925年孙中山先生任命潘正道为鄂西靖国军总司令，指派祖父任潘正道的驻沪联络员。由沪赴鄂西。祖父路经武汉，会见老友董必武。董必武与赴鄂西的几位同志早有联系，并协助他们入川工作。
北伐军占领武汉以后，1927年1月，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到武汉。各级党政组织急需大批人才，湖北政府研究决定。分别成立党务人员讲习所、党义研究所和文官养成所。祖父任事务主任兼教员，董必武任教员。
1937年10月抗战期间，在董必武的领导下的中共湖北省委员会为了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董必武拜会湖北省国民党党部负责人喻育之，呈公函望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采取相应措施。以期团结抗日，争取最后胜利。祖父看过中共湖北省委致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公函后，立即分函各地、县策部书记长，阐明国共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38年4月，国民政府设立国民参政会——全国战时民意咨询机构。中国共产党员毛泽东、董必武、秦邦宪等七人为参政员，祖父也被选为一、二、三、四届的国民参政员。
1939年2月在重庆举行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会议期间。董必武邀请湖北代表孔庚和祖父，到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吃饭。董必武在席间再次感谢祖父的救命之恩：在武汉受到国民党军警追捕时，祖父的长兄喻镜清将他藏匿在德兴衣庄。日后，祖父又找驾驶货轮的袁祥福，将他安全转移到上海。祖父则回顾了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与共产党人共事的情景。祖父说：“国共两党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取得抗战胜利！”
全国解放后，祖父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继续与时任国家副主席的董必武密切交往，为国家献计献策。建国后祖父任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民革湖北省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暨顾问、政协武汉市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等职务。工作上与当时湖北省省长（后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交往很密，私交甚笃。
03 受危命于国破前，奋力保武汉平安
喻育之被任为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国民政府令
祖父自1929年返湖北，正式开始了在湖北的从政生涯，先就任湖北党部秘书。次年任党部委员。1931年，祖父接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当年湖北水灾。他由于担心会导致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拒发行5万元大面额钞票（无硬币储备，又没有物资作抵），而于1932年元月向行政院请辞湖北省财政厅长兼任湖北省政府委员。1937年7月7日，日本制造了卢沟桥事变。祖父时任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主任委员是湖北省政府主席陈诚（后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兼任。省党部一切党务工作由祖父全权处理。
武汉是抗战初期全国的军政中心，各路豪杰汇聚，张学良，冯玉祥等亦在此间与祖父有更多工作上的交往，冯玉祥将军曾书赠祖父一副对联:“要想着收咱失地。别忘了还我河山。”
1942年，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后，祖父被委派到万县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建设策进会副主任，同时被推选为湖北旅川同乡会会长。祖父在万县为20多万难民做了安置工作。他还亲自到万县监狱视察，对监狱管理制度以及囚犯生活等方面问题提出了改进意见。在经济工作方面，祖父做了发展战时生产、稳定物价等工作。
1948年秋，权贵豪门纷纷外逃，在个人前途上，祖父以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为重，谢绝了菲律宾好友戴愧生（时任国民党行政院政务委员兼侨务委员会委员长）的邀请——离开祖国，毅然留下来参加了武汉和平运动。各界爱国人士在武昌成立了“十人座谈会”组织，其目的是积极发展和平运动，准备迎接解放。于1949年1月16日。湖北省参议会成立“湖北省和平促进会”。与会人数一百余人，会议通过了《宣言》和《章程》。选举了李书城、张难先、喻育之等人为常务干事。由祖父执笔，与省参议会联名致电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双方首席和谈代表周恩来、张治中。电文如下：“略陈人民痛苦与意见。籍供参考。总之人心士气，不堪再战……”。
作为全国和平运动的第一份通电，其影响迅速波及全国，要求蒋介石先生接受中共和平谈判八项条件的呼声响彻云霄。蒋介石先生终于在1949年1月21日宣布下野。
随着时局变化，“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成立。委员会下设武昌、汉口、汉阳三个“执行处”。祖父任汉口执行处秘书长。救济会制订了应变方案:（一）防破坏、反搬迁迎接解放;（二）联络维持真空期间的治安:（三）预筹粮秣，以备急需:（四）做好解放军进城的各项准备工作
最后关头。救济会在与国民党强硬派密谋撤退前破坏行动。争分夺秒地赶时间。通过用金钱收买爆破人员。人员紧盯重要设施等方式顺利确保1949年5月17日晨，大武汉基本民生设施顺利移交给新生政权。
解放初期，祖父参与了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工作，1952年6月16日赴海南岛协助海南成立民族区域自治政府。1957年，祖父被错划为“右派”。行政级从十二级降到十八级。1978年，祖父的“右派”问题得到彻底平反。随后，祖父积极参与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大业，曾与旧交国民党元老政要张群先生等书信联系，在公开场合曾即席作诗:“隔海遥向日月潭，可否合唱统一歌”。
青山有幸埋忠骨 喻育之手稿
此外，他先后为彭楚藩及吴禄贞等烈士撰写墓碑文，并在辛亥革命八十周年之际，为辛亥首义革命烈士陵园墓碑写纪念碑文。1985年春，武昌黄鹤楼重建。这时，祖父已是九十四的高龄的老人，他欣然为黄鹤楼东匾题字:“楚天极目”。1986年，祖父将自己珍藏多年的于右任、居正、李西屏等友人为他书写的对联诗、吊屏共八副字画。捐献给湖北省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
1988年，喻育之携家人游玩黄鹤楼。黄鹤楼东匾“楚天极目”由喻育之题写。后左四为喻育之长女喻安澜、后右二为喻育之次女喻安荣、后左三为喻安澜爱人林顺存、后右一为喻安荣爱人、后左一为喻育之外孙女林林，后左二为家中保姆。
喻育之 彭年生摄
1993年3月14日，在汉口家中，祖父喻育之先生在睡梦里安详离世，时胸配“天下为公”徽章，枕旁一部《三民主义》，享年104岁。当晚，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联播报道:“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最后一位老人——喻育之先生辞世。”
祖父晚年与我谈起辛亥革命为个人层面带来的启示，首先在于“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天下为公”，即小在生活中多为人着想，大则在地区发展中多关注国家利益；其次要“敢为天下先”，个人事业上要勇于开拓进取。值得学习的还有牺牲奉献精神。与动荡年代不同，和平时代无须抛头颅、洒热血。但扪心自问生存并非为索求，只要仍能为社会不公、为弱势发声，此乃对公益事业的另一种奉献。最后是求同存异的精神。当今社会要和谐发展，仍然不能忘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力量，社会需要集思广益，但不能议而不行。在发展民权、民生的路上，还有待后人作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辛亥101周年纪念：澳门辛亥志士后裔代说先辈事迹集》，澳门辛亥黄埔协进会出版，2012年，第36—45页）
2009年6月，喻育之的第三代到九峰祭拜喻育之
喻东 《中国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志士喻育之》附注：
参考文献：
1，喻育之《我和孙中山先生八次会见的回忆》，《国共合作和国民参政会》、《百岁自述》等。
2，台湾国史馆相关资料
3，喻一安、林林：《最后一位离世的辛亥革命老人喻育之》
作者喻东，系喻育之孙，居澳门。